这句话像子弹击中他的胸口，沉甸甸嵌在胸腔里，灼烧着每一根神经。

他不会让她一个人面对，永远不会。

“我答应您。”

电话挂断，俞铭震在书桌前坐了良久。日内瓦的阳光渐渐爬上了他的办公桌。

窗外，湖面上薄雾缭绕，勃朗峰的雪顶在朝阳下熠熠生辉，这座国际城市永远优雅、永远中立、永远对一切悲剧保持礼貌的疏离。

就像昨天那场会议。那些西装革履的外交官们皱着眉，小声讨论着“干涉内政”的边界。

内政，他几乎想笑出声，想问问他们，如果你们的妻女被侮辱，你们的家园被烧成灰烬，你们还会问这是不是内政吗？

但他只是站在那里，继续陈述，继续抗议，做那些他明知收效甚微的事。这就是他现在的战争。而现在，他坐在这里，想着另一片战场上发生的事。

一个德国军官打来电话，说他的女儿哭了，说他今晚要飞回去见她，无论未来发生什么。

这就是年轻人啊，俞铭震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，脑海里浮现出另一张脸。

那是一张温柔安静的脸，笑起来的时候，会有浅浅的梨涡，说话总是轻轻的，像四月的微风拂过樱花。

她是阿琬的母亲。他的妻子。

他清晰记得第一次带她回家见父亲时的场景。老人端坐在堂屋正中的太师椅上，脸色铁青地看了她很久。那目光一刀刀剐着她，她的衣着，她的举止，她的每一寸不属于这片土地的气息。

那一年，她二十二岁，比他小十一岁，指尖在那目光下微微发抖。

而他，和今天那个日耳曼小子一样，义无反顾地站在一个不被祝福的人身边。

“你知道外面人会怎么说吗？”父亲后来怒火难压。“会在背后议论你的孩子是杂种，你知道这些吗？”

他当然知道，可那又如何。他能看见她眼里的东西，一个会在深夜为他留一盏灯，会为他的伤口落泪，会笨拙地学着包汤圆等他回家的女人。

刚刚，那日耳曼小子在电话里说，“她哭了。”

那种一听到她哭，就什么都顾不上的感觉，他其实能够明白。

俞铭震睁开眼，拿起桌上的相框。那是阿琬七岁时的照片，扎着两个小辫子，站在官邸的海棠花下，笑得眉眼弯弯。旁边是她母亲，一身旗袍，脸上是一样的笑。

那一年，他刚随国民革命军北伐归来，浑身是伤，九死一生，差一点就没能活着再见到她们。

她母亲守了他整整三个月，从夏到秋，瘦得脱了形，每次他痛醒过来，都看见她坐在床边，握着他的手，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。

相框的边缘有些氧化发黑，是他无数次擦拭留下的痕迹。

如果重来一次。这个假设在他心头盘旋了十几年，而答案始终如一：会。他依然会在堂屋前紧紧握住她的手。

相框被轻轻放回桌面，将军的目光久久停留在女儿的笑脸上。

十六岁，比她母亲当年嫁给他时还要小六岁，一个人被扔在遥远的柏林，面对异国的寒冬，还有…不该靠近却让偏偏让她动了心的异国军官。

就像当年她的母亲一样，命运，真是最会捉弄人的东西。

他来日内瓦前，妻子在整理行装时突然拉住他的手：“阿琬以后要是喜欢上什么人，别拦着她。”她的中文已经几乎没有口音，但说这句话时还是微微顿了顿，“那种感觉太苦了，可也太好了。”

直到此刻，他才真正懂了。那种明知前路荆棘、可能伤痕累累，却还是心甘情愿想要赌一次的心情。

太苦，可也太好了。

俞铭震站起身，莱芒湖在晨光中泛着粼粼的波光，这座从未经历过战火的城市，永远不会理解那种挣扎。

但那个德国人，也许能理解，就像当年的自己。

上午十点，佛罗伦萨市政厅。

克莱恩正陪同希姆莱参观乌菲兹美术馆。文艺复兴的杰作在长廊两侧静静陈列，达芬奇的《天使报喜》，拉斐尔的《金翅雀圣母》。每一幅画都在诉说着五百年前的故事，关于爱，关于美，关于那些超越时间的人性光辉。

而帝国的领袖对这些似乎兴趣索然。

希姆莱程式化地点头，偶尔提几个关于“日耳曼精神与文艺复兴的渊源”的问题。随行秘书紧跟其后，虔诚记录着每一句“领袖指示”。

克莱恩目光落在那些画作上，心神却早已飞越了阿尔卑斯山。

她在做什么？这个念头像阿里阿德涅的线团，无论他的视线转向何处，最终都会被狠狠拽回原点。

准备除夕晚宴？穿她家乡的旗袍？她穿旗袍时最好看，只要带她去中餐馆，她都会穿。她从不知道，每次看见她走出的那一刻，他都要克制着，才能不一直盯着她看。

她会笑吗？还是会哭，躲在某个角落里偷偷抹眼泪？

“赫尔曼。”希姆莱的声音打断他的思绪。

克莱恩立刻收敛心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