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坏、认准人，不能什么饭都吃、什么酒都喝、什么人都交、什么话都说。与正派人交往，远离不良之人，是交友的基本准则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为政之道清似茶。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决杜绝低俗的“投桃报李”行为，更不能把商品交换那一套搞到工作中来。交友无度，只讲关系、不讲原则，只讲哥们义气、不讲党纪国法，就难免落得“木匠带枷——自作自受”的可悲下场。

现实中，有些党员干部周围不缺形形色色的“小兄弟”，却缺乏来自最基层的普通朋友。如今，交通发达了，通信先进了，有的人却与群众的距离远了、沟通少了。生活最深刻，群众最智慧。群众处在实践第一线，对事物的观察、对情况的了解更细致、更透彻、更深刻。事实上，多与普通群众交朋友，有助于获得来自基层、来自民间的真话真情，也不易被周围的“小圈子”所迷惑。多与普通群众肩并肩坐在一条板凳上，有助于把党的主张宣传到群众的心坎上。只有保持和群众的血肉联系，才能真正体察民情、了解民意，减少决策的失误。

古人有云：“与善人居，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，即与之化矣。与不善人居，如入鲍鱼之肆，久而不闻其臭，亦与之化矣。”交上一个好朋友，就等于多了一面镜子，多了一个参谋；交上一个坏朋友，就等于雪入墨池，虽融为水，其色愈污。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肩负着历史重任，面临着各种考验，必须自觉净化自己的社交圈、生活圈、朋友圈，做到交往有原则、有界线、有规矩，不交无德之人、不交无义之人、不交无耻之人。如此，有助于做到防微杜渐、一尘不染、两袖清风，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浩然正气。

★正确看待寂寞与清贫

每个人都有追求正当利益的权利，但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”，不能为了利益而牺牲原则，为了富贵而突破底线，为了享受而不顾道德。领导干部在追求个人合法权益的同时，应该摆正心态，秉持正确的利义观，做到破除私心、成全公义。领导干部在掌握权力的同时，一定要懂得权力是服务、是责任、是奉献，做到予我之物不多求、无我之物不苛求、身外之物不必求，守得住寂寞，耐得住清贫，立足岗位，公而忘私甘于平凡，树立勤政廉政的好形象。

于谦，字廷益，明代浙江钱塘人，明朝名臣。他为官清廉，关心百姓，刚正不阿。正统十四年（1449年），蒙古瓦剌部围攻北京，在国家危难之际，他任兵部尚书，主持军事，成为“救时宰相”，此后一直主持朝政。于谦为官5年，一直兢兢业业，不贪私利，将一世清白留在了人间，深为后人称颂。当时官场腐败，太监王振把持朝政，勾结贪官污吏，作威作福。于谦一身正气，绝不随波逐流，他每次进京，都只带随身行装。有人劝他：“你不带金银入京，也应该带一点土特产送送礼啊。”他举起袖子笑笑说：“我带有两袖清风！”于谦身居兵部尚书，却“口不言功”，“日夜分国忧，不问家产”，“所居仅蔽风雨”，常被“错认野人家”。他曾作诗形容自己的床“小小强床不足伸，多年蚊帐半年尘”。他遭诬陷被杀，抄家时，竟“家无余资”。抄家时，人们见他家正屋紧闭，还上了锁，认定必是钱财，打开一看，原来都是皇帝赏赐的物品。于谦曾写下脍炙人口的《石灰吟》：“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。粉身碎骨全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”

海瑞（1514年—1587年），明代著名清官，举人出身，41岁入仕，初任福建南平县教谕，45岁时升任浙江淳安知县，最后官至南京右都御史。这位在历史上以敢于上疏骂皇帝而著称的大臣，也是一位享誉古今的大清官。海瑞为官，始终坚持最高的廉洁标准，除了领取政府下发的俸禄外，他绝不接受哪怕一分一毫的“灰色收入”。明朝官员的俸禄，是历代王朝中最低的。海瑞任淳安知县时，每年的实际收入仅为1石大米，749两银子，60贯钞，以购买力计算，他的月薪大致相当今天的110元。海瑞上有老、下有小，一家全靠这么点收入，生活水平跟现在的低保户差不多。尽管收入低到难以解决全家的吃饭问题，但海瑞依然毫无怨言地接受，完全靠工资安排生活。身为知县，他亲率仆从在后衙种蔬菜自给，当然吃不起肉。有一次海瑞为母亲过生日，买了二斤肉，这居然成了新闻，传到了总督胡宗宪耳朵里，胡总督竟以传播消息的口吻说：“听说海知县给老母过生日，买了二斤肉！”

海瑞本人十分节俭，对下属也严格约束，除了严禁收受各种“灰色收入”外，连公费支出也大为减少。淳安地处交通要冲，过境官员士大夫很多。按照当时流行的规格：一般官员路过，大概需驿费（招待费）二三十两银子；如果督抚大员路过，需银三四百两。明朝时，官府并无此项经费预算，所有费用都由当地百姓负担。海瑞做知县前，淳安县每年的驿费开支高达白银1000多两，百姓每丁需纳银三两五钱。海瑞到任后，调整了标准：一般官员过境接待费为5～6钱银子；如果督抚大员，可再增加钱银子。一年下来，淳安的驿费仅需银900多两，每丁仅纳银二钱五分，为此前的7。仅此一项，每年